寻禹·探源全媒体系列报道第2期 古钧台篇

何处是钧台

(资料图)

□许昌日报记者 邓雷 刘俊民 杨红卫/文 吕超峰/图

“得名始于夏，怀古几登台？”禹州市区西北部的古钧台，是这座城市作为“夏代第一都”的象征。

“钧台”的名称是怎么来的，有着怎样的历史内涵？这座古钧台，真的是夏代遗迹吗?

7 月 10 日，在禹州市著名文化学者教之忠的带领下，记者前往古钧台进行了探访。

眼前的这座亭台,提示着一段中华文明的隐秘。真正的钧台一时无从寻觅，却永远矗立在国家历史的源头。

古钧台

古钧台地理位置（可点击图片查看↑）

钧台之飨

古钧台临街而立，却被拦在一个校园内，站在墙外，只能看到上面的亭阁。

与门卫协调过手续，经过校内一个侧门，又穿过台下的拱洞，才来到了古钧台的面前。

古钧台台基呈长方形，实为禹王庙的正门。上建亭阁式大殿一座，双重檐建筑，周围有24根明柱支撑，上覆赭黄琉璃瓦。四周栏杆上镶嵌有20块石板，上边刻有20幅大禹治水的故事。

台基正上方，书写着“古钧台”三字。门洞两侧，镶嵌着一副对联：“得名始于夏，怀古几登台。”

古钧台门洞两侧对联

“钧台之飨，是中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事件。”教之忠向我们讲述了钧台的由来。

禹年老后，按照禅让制的传统，确定由伯益接替自己的王位，但禹的儿子启掌握着实际权力。

后来，禹东巡会稽，因病殂落。启和伯益为了争夺继承权，发生剧烈的冲突。伯益一度拘禁了启，但最终被启杀掉了。

启继位后，建立世袭王权。因为启的部落名夏后氏，故史称夏朝。

对于不肯服从的部落，启进行了讨伐。征西河，讨有扈，天下终归一统。

“钧台之飨”，就是启以“共主”的身份召集各方盟主来到钧台会盟，接受他们的贡献之礼，举行盛大的献祭神灵的活动。

据说，当时有300多人参加了这次盛会，启在每位诸侯席前摆了5个筐、5个高脚盆和5个大铜鼎，里面盛满了美味佳肴。宴席上使用的都是青铜酒甄、玉雕盏、角制觞，及琢有龙纹的勺等贵重酒器。大典进行过程中，乐队还奏起《九辩》，诸侯合唱《九歌》，夏民随乐起舞。

钧台之飨，确立了夏启的“共主”身份，开始了我国历史上的“家天下”局面，成为中国国家制度的起源。

钧台，又称“夏台”，在夏朝历史中始终有着重要的位置。夏末，夏桀囚商汤于夏台，这里成为中国监狱制度的起源。

钧，原指制陶所用转轮，借喻调理天下。在古代文化中，“钧天”“钧台”即帝王所在，是国家权力的象征。

金代，因钧台所在，改阳翟县为钧州。“钧台”，则成为钧州的别称。

闻名天下的“钧瓷”，亦由此得名。

古钧台

未能完工的重建

据民国《禹县志》记载，城内的禹王庙始建于明嘉靖年间，清康熙年间重修，知州于国壁建大门，题为“古钧台”。

教之忠说，钧台作为“钧台之飨”的纪念性建筑，因其特殊的历史内涵，不但是禹州重要的名胜古迹，而且在国内外也声名赫赫，经多次重修，延存至今。

1922年，驻禹陕军曹世英部曾以开会为名，在古钧台诱捕被招安的土匪宋老四，发生了激烈的枪战。据记录，“会场为一丈余高台，上有屋一座三楹，为古筑物，墙极厚，片亦小而有直系，只中间对台阶有间门。”

他说，由于屡经战火焚劫，新中国成立初期，古钧台已残破不堪。台上边原有的房屋建筑早已被毁掉，整个台体斑斑驳驳，弹痕累累。

1977年，禹县（后撤县建禹州市）被批准为对外开放城市，新闻媒体对古钧台进行了对外宣传。其后，来禹参观和对钧台进行研究的中外人士络绎不绝，他们以能在这座中华历史文明的标志、钧瓷命名之源的建筑物前留影为荣。作为陪同者，面对钧台破败的形象，教之忠着实有些不安。

后来，一位市领导外出参观，看到某地举办的夏代史迹展览，将杂草丛生的禹州古钧台置于最显著的位置，认为有关城市对外形象，便下决心进行重修。

这次重修，相当于重建。为了配合街道的拓宽改造，工匠将古钧台台基整体拆除后，于原址北3米处依原来规模进行复原。台上的建筑，由美术家阎夫立进行设计。1991年5月15日举行奠基仪式，当年年底主体工程全部竣工。

按照原定方案，这次钧台重修工程，是禹王庙整体开发改造工程的一部分。但由于人事更迭，禹王庙的开发建设和钧台重建的遗留事项，就此被搁置了下来。

重修后的古钧台

寻找“大陵”

禹州城内的古钧台是后世的纪念性建筑。那么，真正的钧台，夏启钧台之飨的发生地，又在哪里？

据郦道元《水经注》记载，当时的禹州境内，有一条已经干涸的颍河支流，名叫嵎水，“东径三封（峰）山东，东南历大陵西”，陵上有启筮亭，夏启曾飨神于大陵之上。

当时的钧台下，有一个方圆十里的湖泊，名叫钧台陂。

钧台之飨，距郦道元所在的时代，已有2000多年。他所记录的钧台遗迹，无论是否确凿，都是重要的参考文献。

遗憾的是，又是1000多年过去，由于地貌变迁，遗迹无存，这个“大陵”的确切方位，也成了一个谜团。

民国年间，历史学家黎东方在《先秦史》一书中，记录了这样一处禹迹：“我曾经在河南许昌县与禹县之间的禹王台（俗呼玉皇台，为一极小之坡上古城，内为瓜园，与一‘神禹皇帝’之庙），找到了不少铜制的箭头，与一灰色的独耳陶罐。我希望这就是启会诸侯的钧台。但是它的真正性质，尚有待于大规模发掘。”

这个“神禹之庙”所在地，即今建安区桂村乡境内的“禹王城”，传说大禹曾在此治水。当时，人们对上古遗迹的认识还十分有限，黎东方借助古籍、传说与文物遗存查考禹迹，实有开创之功。

近年来，禹州部分文史工作者按照《水经注》的记载，对三峰山一带地貌进行辨识考证，认为“目前全部符合条件的唯一地点”，就是禹州梁北镇黑龙庙村北部金山之上的金山寨。

金山位于三峰山与柏山之间，海拔不高，是箕山山脉的延伸带。山上旧有古寨，今已无存。

经有心人发起，曾在金山设立古钧台牌坊，张贴有夏史宣传文字，但没有进一步的开发建设。

也有人认为，称柏山为“大陵”更确切些。柏山四周为平地，南邻吕梁江，风光旖旎，独立于“钧天”之下，是敬拜天神的佳处。山巅另有清代所建文峰塔一座，“光照钧台”“秀耸钧天”“钧台毓秀”等匾额，似在暗示与钧台特殊的关联。

柏山之上有二姨庙。传说夏启在母亲涂山娇死后，由其姨母涂山姚抚养长大。唐韦应物诗云：“钧台水渌荷已生，少姨庙寒花始遍。”用在这里，十分贴切。

古钧台

禹州之外看钧台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夏代考古方面取得了重大成果。通过对考古发掘成果与古文献的比对研究，一般认为：启出生于阳城，嵩山的启母阙可为据；启建立夏王朝后，都于阳翟，即禹州市境内。如今颍水两岸发现了多处属于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和新砦期的文化遗存，古文献中所记载的“钧台”“大隗之野”“黄台之丘”等地望，都与启都阳翟有关。这里还是古代天文意义上的“天下之中”。

“有夏之居”，是周武王打算“宅兹中国”的理想之地。

也有学者提出不同观点，跳出禹州寻钧台。

朱明歧、刘心田对连云港市孔望山巨石遗迹进行了考察，认为这是夏启打败东夷人伯益后，在此设置钧台——与各诸侯方国进行祈天祭祖、庆祝胜利、煊赫王威的场所。

张怀通则认为，“钧台”在我国文明历史初期是祭天的台坛，因其对应着天帝居住的中央之天——钧天而得名，理应在今山西省襄汾崇山一带。

河南考古研究所方燕明研究员数十年致力于夏代考古研究，面对众说纷纭，他提出了自己的见解：“瓦店遗址附近，正是《水经注》所言古嵎水流域，真正的钧台，或许就在瓦店！”

这一观点，与民国《禹县志》的记载暗合：“今（嵎水）石堰无存，疑在瓦店东。”

面对古钧台，有人发出了这样的感慨：“现存残台人怀古，谁知真迹在何方？”

钧台之飨，是历史留给后人的文明遗产，也是魅力无穷的课题。

发现钧台古址，找到“钧台之飨”这一历史事件的实证，是中华民族共同的心愿。

古钧台大门

寻禹·探源报道顾问团成员（排名不分先后）

刘海旺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研究员

赵春青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新砦工作队队长

赵海涛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二里头工作队队长

方燕明 河南省文物考古 研究院研究员、瓦店和王城岗工作队原队长

王吉怀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蚌埠禹会村遗址工作队原队长

何俊杰 浙江省绍兴市文史馆副馆长教之忠 禹州市著名文化学者

刘俊杰 具茨山上古文明发现者

（扫码观看图文） （扫码观看视频）

相关链接

夏代是否存在

赵春青

司马迁在《史记》中曾单列夏本纪和商本纪；甲骨文的发现、王国维先生的考证以及殷墟的一系列发现也证实：《尚书》《史记》等中国古代文献中关于夏史的记述并非伪造。曾领导 “古史辨派”学说、对经书所载古史系统给予严厉批判的顾颉刚先生在《春秋战国史讲义》中说：“在西周和东周人的记载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在周的前边有夏和商二代……夏的存在是无可疑的。”顾先生不怀疑有夏，不怀疑有个夏代。

早在20世纪30年代，我国历史学家已有傅斯年、丁山等人承认夏代的存在。徐中舒、范文澜、翦伯赞更把考古学上的龙山文化、仰韶文化与夏文化相对应。 李济、袁复礼则根据古文献中有关夏代的史料去寻找夏代遗迹，并在1925年赴山西夏县调查夏王陵。

当代历史学兼考古学家徐旭生先生，在阅读中国史籍、梳理古代地理文献基础上，撰成《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一书，将古代中国分成三集团说。1959年春夏，他亲往山西南部和河南中西一带调查。此次调查，最终发现了二里头遗址，并确定“在当时确为一大都会”。同年秋天，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即对二里头遗址进行了发掘。从此之后，运用考古学方法探索夏文化遗存逐渐成为考古学和历史学界的热点话题。

1977年11月，王城岗遗址的龙山文化城堡的发现，安金槐提出王城岗遗址为禹都阳城，夏鼐先生对夏文化概念的定义，邹衡提出二里头文化为夏文化，成为20世纪七八十年代讨论夏文化的新动向，引发了学术界的大讨论。

1996年，启动了国家“九五”重大科研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其中，夏代的年代问题，由相关的历史专家、考古专家和科技专家共同参与，设了王城岗遗址、新砦遗址、二里头遗址等子课题，经过碳十四测年，最终把夏代的年代确定为公元前2070—前1600年，将夏文化研究大大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2002年，国家进一步启动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王城岗、新砦和二里头等遗址，作为首批启动的重点遗址，再次取得聚落考古的重大进展。自2002年以来，夏文化研究的成果也不断涌现，如詹子庆的《夏史与夏代文明》（2007年），杨锡章、高炜主编的《中国考古学·夏商卷》（2011年），孙庆伟的《鼎宅禹迹》（2019），沈长云的《寻找夏朝》（2022年），侯卫东的《寻夏记》等，标志着夏代及夏文化研究的热潮持续升温。

二里头绿松铜牌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