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禹·探源全媒体系列报道第16期 石峁遗址篇

石峁遗址：中华文明的“前夜”

□本报记者 邓雷 杨红卫 刘俊民/文 吕超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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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寻中华文明的起源，石峁遗址是绕不过去的一处史前遗存。

石峁遗址地处黄土高原北部、毛乌素沙漠南缘，因遗址主体位于陕西省神木市高家堡镇石峁村而得名。

这座古城以逾400万平方米的超大规模，刷新了中国史前城址的纪录。目前，石峁遗址已发掘部分仅仅是其冰山一角，而这冰山一角所呈现的灿烂辉煌，足以让我们相信，这里曾经存在一个高度繁荣的族群，在中华文明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8月11日，寻禹·探源全媒体报道组来到石峁遗址，追寻石峁先民曾生活过的地方，瞻仰先民创造的文明印记。

石峁遗址所在位置

“石峁王国”

1958年，石峁遗址在全国第一次文物普查期间于陕西省神木市高家堡镇被发现。峁，在当地方言里意思是“山丘”。石峁，既是沿用已久的地名，又清晰地反映出遗址风貌。

石峁遗址初建于距今4300年前后，城内面积逾400万平方米，相当于6个故宫大小，是目前已知中华大地乃至东亚地区最大的史前城市遗址。

20世纪70年代，西北大学考古系教授戴应新专门到石峁考察。此后，来自西安和北京的考古队陆续对石峁遗址进行了小规模发掘。自2011年起，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石峁考古队对遗址展开了考古调查和重点发掘。在考古工作者多年的不懈努力下，遗址面貌逐渐清晰，数千年前的“石峁王国”正一点点呈现于世人面前。

“石峁是修建在高地龙山时期的石城，城内分布着大量宫殿建筑、房址、墓葬、手工业作坊等龙山文化晚期至夏代早期的遗迹，在同时期遗址中非常罕见。”石峁遗址管理处宣教科工作人员思佳余介绍，石峁时期已形成了三城城建格局，即皇城台、内城、外城。这三部分石砌城垣有着完整的防御体系，奠定了后世城市形态，也开创了中国古代都城建筑格局的先河。

思佳余表示，石峁遗址外城共有7座城门，由内外两重瓮城、门道、墩台、门塾、马面等组成，坚固雄厚的外城东门既是控制交通、外防内守的实体屏障，也是石峁统治者构建的精神屏障。

4000多年前是中华文明和早期国家形成、发展的关键时期。石峁遗址以其巨大的规模、多重的结构、宏大的建筑和大量高等级遗物，显示其已经成为早期城市并具备国家形态。石峁作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重要遗址，为理解中华文明起源、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过程，提供了全新的资料和独特的证据。

石茆遗址出土的石雕

“华夏第一门”

记者一行从高家堡镇驱车，不到5分钟便进入石峁遗址公园。

盘山公路尽头的山顶台地上，钢结构的玻璃遮罩着青褐色乱石块堆垒出的高大城垣，这便是石峁遗址的外城东门。

外城东门是石峁遗址近年考古发掘揭露的一处重要遗迹。它位于遗址区域内最高处，空间开阔，地势险要，是目前保存最完好、体量最庞大、结构最复杂、形制最规整的上古时期城门遗迹，被誉为“华夏第一门”。

站在外城东门遗址远眺，可以看到整个石峁遗址的全貌。思佳余向记者介绍，石峁古城以皇城台为核心，内外城环套结构布局，再通过墙体上城门、瓮城、角台、马面、墩台等防御性建筑层层设防，奠定了中国乃至整个东亚地区古代以宫城为核心的都城布局；从外城东门通往内城东门并连接皇城台的一条大道，连接着宫城区，开中国都城中轴线理念之先河。

在这里，可以看到4000多年前的建筑：用大小不规则的乱石垒砌出近90度直角的城墙墙角；门道呈东偏北31度，朝向4000多年前夏至日出的方位；出现菱形方格纹、勾连纹等几何图案的中国史前壁画……石峁遗址所展现出的文明程度，远远超出了今天人们的想象。

考古专家表示，石峁古城打破了中国夯土筑城的传统认知，外城东门遗址无疑是目前考古发掘所见最早的石城门，其功能和结构的复杂性尚待探讨，其在黄河文明史、甚至人类文明史上的意义都是难以估量的。

在石峁遗址巨大分布区域内，可以看到很多地方插着小红旗标志，呈线性分布。思佳余告诉记者，这些标记的地方是未发掘的外城墙和一些祭祀区，目前石峁遗址仅发掘很小的一部分，随着考古发掘的推进，遗址将给人们带来更多震撼。

石峁遗址人面石雕

“皇城台”

从石峁遗址外城东门出发，顺着遗址观访路，记者来到遗址核心“皇城台”。这是一座由石头“砌”出来的城。石峁先民把黄土高原上独立的小山包用石头垒筑包裹，气势恢宏，巍峨壮丽。

石峁遗址以皇城台为核心，构建起了内城和外城的三重城垣结构。外城墙总长度约10公里，目前还能见到一段段的残存；内城则将皇城台包围其中。墙城依山而建，坚固雄厚，多达9级的护城石墙，最高达到了70米。最核心的“皇城台”，底部面积约24万平方米，台顶面积8万平方米，蔚为壮观。

皇城台的考古发掘始于2016年，目前已揭露出皇城台门、东护墙北段上部及大台基南护墙，是石峁最核心的区域。作为目前东亚地区保存最好的早期宫城，皇城台层层设防、众星拱月般的结构奠定了中国古代以宫城为核心的都城布局。

据了解，皇城台门由外而内依次由广场、瓮城、墩台、主门道等设施构成，开创了中国古代都城正门设置广场的先河。广场由基本平行的两道石墙围成，平面呈长方形，面积超过2000平方米。在外瓮城外侧的墙根处，发现完整玉钺两件。门道内为石板铺砌的路面，陡坡状攀升至台顶，路面的部分石板上发现有阴刻符号。

在最新考古发掘中，皇城台门和东护墙北段上部出土的陶、骨、石、玉、铜等各类遗物数以万计。皇城台发现的制作铜器的石范，为国内已知最早的铸铜遗存之一；“弃置堆积”中出土的万余枚骨针以及“制作链”各阶段的相关遗物，暗示着皇城台顶部可能存在大型制骨作坊。

周边石墙上，可以看到偶有石雕装饰。2018年，考古人员在清理这片护墙时，一共发现了70多件石雕，大部分出土于倒塌的墙体石块内，但仍有部分镶嵌于墙面之上。现场可以看到，这些石雕既有菱形的眼状装饰，又有神人面、动物等形象，呈现出成熟的艺术构思和精湛的雕刻技艺。它们可能与石峁先民砌筑石墙时“藏玉于墙”或修筑建筑时以人头奠基的精神内涵相关，代表了先民对皇城台的精神寄托。

石峁遗址出土的陶鹰

“人类第一件弹拨乐器”

石峁遗址弥漫着浓厚的“圣城”氛围，出土的20余件在传说中有“通天”功能、代表着人类初音的乐器——骨制口弦琴，更能够让人感知石峁遗址的仪式感和神圣氛围。

口弦琴，是一种具有胚胎意义、具有音乐“活化石”价值的原始古乐器。“女娲作笙簧”的记载，把簧的发明者直溯于创世始祖女娲。《唐乐志》称：“女娲作笙，列管于匏上，纳簧其中。”

石峁遗址发现的口弦琴，是目前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簧乐器。在发现石峁口弦琴的现场，还发现了制作口弦琴的骨片以及半成品。考古学家据此大致复原出4000多年前口弦琴的制作过程：选取黄牛肋骨或动物长骨等质密骨料，经过切磨骨片、剔刻簧舌、簧尾钻孔、精细加工等四个步骤，完成制作。

考古学家认为，石峁口弦琴有可能被赋予了沟通人神的功能，与骨笛等乐器遗存共同构成了石峁皇城台的音乐形态，运用于石峁的祭祀场景中。由此口弦琴在某种程度上成为石峁上层控制周边族群、维系区域统治稳定的重要器物。

石峁口弦琴被誉为“人类第一件弹拨乐器”，它的发现是世界音乐史上的重要考古成果。

除口弦琴外，石峁遗址还发现了很多珍贵文物，陶鹰就是其中典型的一种。

陶鹰为龙山晚期至夏代早期文物，在皇城台东护墙北段的“弃置堆积”中，出土了大型陶鹰20多件，数量多、体量大，造型生动，在国内新石器时代动物陶型中十分罕见。经过拼接复原的陶鹰残高50至60厘米，身体部位塑造得栩栩如生，作展翅伸颈状。考古专家认为，如此大体量的新石器时代动物造型陶塑在国内实属罕见，从造型与结构来讲，陶鹰肯定不是实用器，可能与王权或曾在皇城台进行的宗教祭祀活动有关。

如果说最具石峁遗址代表性的文物，当数人面石雕。该石雕整体呈圆弧形，镶砌于皇城台大台基西南角的墙体之上，保存状况较好，神态庄严肃穆，双目略突出，阔嘴龇牙，均戴有耳珰。其中，西侧人面长约80厘米、高约50厘米，头戴冠饰，是石峁石雕中尺寸最大的单体图像。东侧人面双眼外侧有弧状纹饰，据专家介绍，这可能就是石峁先民的“王”的形象。

石峁遗址出土的口弦琴

寻禹·探源报道顾问团成员

（排名不分先后）

刘海旺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研究员

赵春青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新砦工作队队长

赵海涛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二里头工作队队长

方燕明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瓦店和王城岗工作队原队长

王吉怀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蚌埠禹会村遗址工作队原队长

何俊杰 浙江省绍兴市文史馆副馆长

教之忠 禹州市著名文化学者

刘俊杰 具茨山上古文明发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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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梁倓坦 校对：龚政明责编：杨伟峰 终审：刘力华